作者張燕玲系中國銀行前副行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交易銀行50人論壇主席，李普系中國銀行巴拿馬分行金融市場部副總經理，本文刊于《中國金融》2020年第四期，原標題為《美國全球金融戰略分析》。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大贏家，美國在戰后成為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主導者。為強化自身的地位，美國對其國家安全問題從戰略定位、體系架構、機構設置和運行機制等各方面進行了全面調整，將美國利益至上、先發制人等單邊主義與追逐永久霸權或明或暗地糅合在一起。而關乎美國經濟金融命脈的全球金融戰略安全備忘錄是其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們有必要從美國一系列政治、經濟、金融外交行為或戰爭行為中了解其實施全球金融戰略的路徑，防患于未然。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和日本經濟的快速復蘇，歐美和日美貿易收支逆轉，美國由于貿易逆差成為債務國。同時，美國由于發動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軍費支出空前，財政赤字嚴重。歐洲主要債權國對美國的信心逐步動搖，紛紛要求從美國運回黃金，以防美國缺乏足夠黃金而出現債務違約。債務問題 已嚴重威脅到美國金融系統的穩定和歷史地位，如果向債務認輸，美國也將重蹈英國覆轍。

由此，美國轉向了金融霸權主義。1971年8月15日，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黃金脫鉤（史稱“尼克松沖擊”），終結了金匯兌本位制，即瓦解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但又保留了美國金融的特權。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美元發行機制從錨定黃金改為錨定美國國債，這產生了兩個重要效果。第一，美國單方面實現了強制對債務進行重組，各國通過貿易等形式獲得的美元儲備及美元債權從對應的黃金變成了沒有內在價值的綠紙，被美國征收鑄幣稅。第二，美元發行不再受美國黃金儲備的限制，僅受美國國債需求規模和發行利率的限制，美國只要能在合理價格水平發行超出到期債務規模的國債，債務就不會違約，超出的美元可以源源不斷注入市場。

要實現上述第二點需要非常的手段，因為美國既要考慮國債發行規模，也要考慮資金成本。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是控制和引導美國境外的巨額美元回流來購買美國國債及其他金融資產，讓全球為其提供低息融資。如此，美國的債務循環可以維系，也有利于美國的跨國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將低成本資金輸出，在全球攫取高收益后回流美國，以資本項下的盈余抵消貿易項下的赤字。

“尼克松沖擊”之后，美國的金融戰略核心即，想方設法通過政治、經濟、金融、外交、軍事等一切手段探索建立并維護美元的循環體系，支持美國的債務循環，確保其單極金融霸權。具體措施包括如下方面。

石油美元循環機制由此建立，美國負責印制美元，石油消費國需通過向美國大量出口貨物或服務形成貿易順差獲取美元，用獲取的美元儲備購買石油，石油輸出國則以出售石油獲得的美元投資美國國債或其他金融產品回流美國。

“尼克松沖擊”前后，美國金融霸權的最大障礙是歐洲和日本等債權國，他們擔心美國缺少足夠的黃金儲備償還債務，擔心美元貶值。盡管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阻止了黃金儲備的流失，但并不能阻止債權國在外匯市場拋售美元，也不能阻止債權國拋售美國國債。因此，美國通過威脅減少軍事保護、施加關稅和貿易配額等手段，迫使歐洲和日本官方接受以購買美國國債代替兌換黃金，使美元回流至美國，并通過巨額債務建立起債權國與債務國的利益共同體，這使得美國國債成為除黃金以外最安全的資產，如果一國大量拋售美國國債將使包括自身在內的全體債權國受損。由此，美國建立起以債務國為導向的新規則，實現了負債越多、金融霸權越穩固的戰略目標。

這次危機使美國政府認識到美元在新興市場國家可以發揮更大作用。首先， 由于資本趨利避害，美國隨時可以通過收緊銀根、制造騷亂、發動戰爭等形式，吸引或驅趕資金從新興市場國家回流美國，既增加美國經濟活力，也可以針對性打壓“敵對”政權。其次，新興市場國家發生危機后，通過IMF和WB等代理人在救助條件中要求這些國家按新自由主義思路對經濟進行改造，如推進私有化改革、開放市場，便于美國利益集團巨額美元資金流入，低價收購股權、制造資產泡沫、利用成本優勢投資制造業等形式獲得高額投資收益。因此，新興市場國家既是美元的蓄水池，也是美元資本的增值池。

從圖1的左圖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最大的為控股公司（即股權投資），規模達2.58萬億美元，其次為制造業和財務金融業，均超過6000億美元；右圖則顯示美國95.8%的直接投資資金卻來自于再投資收益。這些數據均來自美國商務部。

由于開放金融市場的國家或地區越多，蓄水池的蓄水能力越大，美元資本盈利能力也越強，越有利于美國通過投資收益彌補貨物貿易項下的貿易赤字。這就是美國不遺余力誘導或迫使更多國家納入到美元債務循環體系的根本原因。

美元循環是美國金融霸權的基礎，也是美國金融戰略的核心。要維持金融霸權，美國政府需要不擇手段采取政治、經濟、金融、貿易、外交、軍事等方面的行動，消除一切其認為的潛在威脅，以保障美元全球薅羊毛式的循環及美元債務滾動循環。

2017年12月，美國首次將中國定位為“戰略上的競爭對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擔心中國經濟崛起會影響美元循環和美國債務安全，打破美國金融霸權。例如，2017年下半年，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提出鼓勵使用人民幣投資和結算的戰略思想，在2018年3月26日中國正式推出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這些“去美元化”動作對美國的美元循環無疑會產生影響。如果對照美國對中國發起301調查的時間(2017年8月19日)及公布首次對中國加征關稅時間(2018 年3月23日)，不難發現上述事件之間存在高度關聯的關系，其真實意圖或許和美國的金融戰略密切相關。

全方位統籌建立中國的國家安全備忘錄機制。參照美國各機構在國家安全保障機制中的作用，在國務院領導下，相關部委協同構建新型國家安全體系。針對美國發起的不利宣傳，應具備系統性還擊能力；全面排查并掌握美國在中國的代理人動向并予以震懾，降低因美國本身或通過代理人發動政治、經濟、文化、食品安全、衛生安全等領域的戰略“入侵”造成的損害。

優化機制創新，學習華爾街和硅谷，在中國打造金融和科技雙驅動。未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核心動力在于金融與科技這兩方面的力量，缺一不可，中國除了培養和吸引相關行業頂尖人才，更需要建立適合行業發展的法律、政策和市場化機制，以保證國家的金融安全和科技安全。

擴大金融市場開放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但資本項下的資金流動會帶來巨大的金融風險。因此，當前亟須提升金融監管水平，盡快對大規模資金流動實現智能化監控和分析，同時需配合建立與此相適應的經濟金融法律基礎，用以規范市場參與者的經濟行為。